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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杀降的命令该由谁来下达？”

    这个问题如同投入深潭的巨石，在王离心湖中激起的波澜久久未能平息。

    他沉默地思索着，目光落在案几木纹的曲折脉络上，仿佛要从那里面找到历史的答案。

    时间在静谧中流淌。

    窗外，市井的喧嚣也渐渐转为归家的步履与零星的叫卖。但这室内的凝重，却与外界的节奏无关。

    良久，王离终于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亮光。

    他清了清有些发干的喉咙，以一种相对肯定的语气回答道：

    “陛下此问，令臣深思。以臣愚见，此事……理应先行禀报咸阳，奏请秦昭襄王定夺！”

    他仿佛抓住了问题的关键，语气渐渐激动起来，“长平之战虽由武安君指挥，然坑杀四十万降卒，兹事体大，关乎国运、人心、乃至后世评价，已远超一般战场决断范畴。若当时武安君能克制己见，将此难题上达天听，由君上圣裁……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似乎在脑补那一场景：“秦昭襄王陛下雄才大略，洞察秋毫，必然也能看清局势。”

    “那四十万赵军，确已成我大秦心腹大患，留之遗祸无穷，放之纵虎归山。陛下定会做出与武安君相同的判断，下旨诛杀！”

    说到这里，王离带着一丝为白起扼腕的叹息：“若是武安君未曾擅专，而是依循臣子本分，请示而后行，即便结果相同，性质却截然不同。”

    “先斩后奏，独断专行于如此关乎国本之事，实乃骄横僭越，对君权的不敬与挑战！”

    “秦昭襄王陛下因此心生芥蒂，乃至日后积怨渐深，岂非顺理成章？这……这或许才是武安君真正触犯的大忌！”

    王离说完，望向赵凌。

    他想，陛下如此剖析，是要告诫我，为臣者纵然有天大的功劳与才干，也必须恪守本分，尊重君权，不可逾越那道无形的红线吗？

    这确实是王家明哲保身哲学的核心要义之一。

    白起，或许正是倒在了这条红线上。

    然而，赵凌听完王离这番推论，却缓缓地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“如果事情真如兄长所想这般简单，或许历史就会改写了。” 赵凌的声音平和，“倘若武安君当时真的只是简单地将‘四十万降卒，杀或不杀’的问题写成奏章，快马加鞭送回咸阳……朕推断，秦昭襄王陛下的回复，极大概率不会是明确的‘杀’或‘不杀’的诏令，而只会是‘前线战事，卿可自决’，或者更为模糊的‘酌情处置’。”

    “为何？！” 王离脱口而出，脸上写满了不解，“陛下刚才也认同，以当时情势论，那四十万人必须死。秦昭襄王英明神武，岂会看不明白？既知必杀，为何不明示？难道他不想为秦国除此大患吗？”

    赵凌深吸了一口气，沉吟道：

    “秦昭襄王当然知道！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四十万赵卒是必须割掉的毒瘤。”

    “但问题是，知道‘必须做’，和‘由谁来做决定、并由谁来承担这个决定的全部后果’，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。”

    “秦昭襄王是君主，他不仅要考虑一场战役的胜负，一个敌国的削弱，更要考虑秦国的长远形象，他对天下英才的号召力、以及他本人在青史上的名声。”

    赵凌一字一句，剖析着君主的困境：“杀降四十万，这是足以让江河变色，鬼神夜哭的暴行。无论有多少不得已的军事理由，它都必然伴随着‘残暴’、‘嗜杀’、‘不仁’的千古骂名。”

    “这个骂名，对于一个志在吞并天下、需要招揽六国士子民心，需要树立天命所归而非血腥屠夫形象的君主而言，乃是剧毒。”

    “他可以让事情发生，可以默许，但他绝不能下达正式诏书，明确地下达‘坑杀四十万降卒’的命令。”

    赵凌的结论冰冷而现实，“这道命令一旦以他的名义发出，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成为‘暴君’的代名词。那些还在观望的山东士人，那些心怀恐惧的列国百姓，将如何看秦国？看秦君？”

    王离听得脊背发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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